,被郝昭用火箭和绳连石磨击破。又用百尺井阑射城中,以土块叠垒,想直接攀登。郝昭立即复筑内墙,以拙制笨,挫败了蜀军攻城计划。诸葛亮无计可施,命人再挖地道,企图偷袭进城。不料郝昭同样掘壕横截,诸葛亮的打算又成泡影。一个弹丸之城,昼夜攻打20多天竟不得手,蜀军精疲力竭,不得不狼狈后撤。诸葛亮号称足智多谋,除去这种拼消耗的办法难道别无良策?看来他确实“应变将略,非其所长”。如此呆板的统帅,怎能不打败仗?
有选贤任能之误,不善于使用人才
刘备偏安一隅,格外看重人才,除去他的两个桃园兄弟之外,尚有赵云、马超、魏延、法正、郭攸之、费礻韦、向宠、简雍、李严等,文武皆备,众星灿烂,曾经盛极一时。而到诸葛亮执政,在用人方面大大逊色于刘备,结果人才寥若晨星,青黄不接,怎么能打胜仗?在选贤任能方面,诸葛亮最明显的失误是不能宽容雄才隽士。对于有才能的人,诸葛亮使用起来十分谨慎。比如老将军赵云,身体尚可,连当个高级参谋都不准,使其抑郁老死。又如李严、廖光等人,俱有干才,而且身负重任,诸葛亮一味求全责备,反对有不同意见,偶有过失,就撤职查办,或置之“闲散”。再如彭,是庞统和法正联合向刘备推荐的能人,因其有些骄傲,不拘小节,诸葛亮便说他“心大志广,难可保安”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结果可用之才越来越少,帐下缺乏独当一面的将军。诸葛亮分身无术,难怪要打败仗了。
再一点是他不善于用人之长。世上没有全才,军事将领也是这样。用将之道也要扬长避短,这样才能多打胜仗。而诸葛亮明知这个浅显道理,却难做到这点。
最典型的例子是就是对待马谡和魏延。刘备曾对诸葛亮有过专门交待:“马谡言过其实,不可大用,君其察之!”可是诸葛亮听了当耳旁风,“犹谓不然,以谡为参军,每引见谈论,自昼达夜”。(引见《三国志·蜀志·马良传附谡传》)。以为马谡可当大任,让他守卫街亭,败得一塌糊涂。诸葛亮只好挥泪斩杀,承认有失先帝知人之明。实事求是地说,马谡也是杰出人才,他是战略家,而非领兵打仗的将领。诸葛亮南征,马谡提出了“攻心为上,攻城为下”的策略,获得了巨大成功。
又比如魏延,是刘备通过战场严酷考验,亲自提拔起来的将才,对于领兵打仗很有经验。刘备迁治成都,需要有位大将镇守汉川,众人以为必是张飞,张飞也以心自许。谁知刘备任命魏延“为督汉中镇远将军,领汉中太守”,众人无不吃惊。可见魏延在刘备心目中的位置。可是到了诸葛亮时期,“延每随亮出,辄欲请兵万人,……亮制而不许。延常谓亮为怯,叹恨己才用之不尽。”诸葛亮自己短于奇略,放着有奇略的人不用,打了这么多败仗也就不奇怪了。
摆不正自己的位置,对部属放松批评教育
诸葛亮身为丞相,总理全国各方面政务,应办好丞相应该办的事情。但他事必躬亲,不分巨细,连公文校簿都要自己校对,对别人总是不信任。蒋琬、费礻韦都是他看重的人才,诸葛亮对他俩也不放心,从未让蒋、费负责一个区域或一支军队的全面工作。他本人也以为统一天下的工作舍我其谁,因而连续五次率军北伐,不辞劳瘁,万事包揽,部下积极性难以发挥,造成从上到下的迷信和普遍依赖心理,每个步骤都要依靠丞相的所谓“锦囊”妙计,而且不能提前打开,只能临时抱抱佛脚。像这样的军队,怎能有机动灵活性可言?怎能随机处置问题?这种教条主义者指挥的军队,怎能不打败仗呢?
诸葛亮向以赏罚严明著称,可是他也区别对象,并不是对谁都严格要求。像对刘备的铁哥们儿关羽,就格外迁就姑息,使他愈加骄傲自大,把谁也不放在眼里。马超归汉之后位列“五虎上将”,关羽很不服气,写信给诸葛亮,问马超“人才可谁类比?”对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言行,诸葛亮不仅不加批评教育,反而无原则奉承关羽,说马超“当与翼德(张飞)并驱争先,犹未及髯(关羽)之绝伦逸群也!”关羽得了这顶高帽,愈加目中无人,大意失了荆州,造成千古之恨。
还有,诸葛亮无视部属之间的矛盾,明知有碍工作也不管不问。最明显的要算魏延、杨仪这对搭档。他俩一文一武,才能都很出众,可是两人互不买账,闹得不可开交。对此,连东吴的孙权都看得很清楚,预言他俩相处日久必为祸乱。诸葛亮对此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,既不加以调解,又不批评教育。在他死后,杨、魏二人终于火并,魏延被人冤杀,并夷灭三族,杨仪也遭流放。这种自相残杀,比打败仗还要可怕。
关于诸葛亮的败绩及其原因,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。有人认为尽管这些败绩是难以否定的历史事实,但要放到当时的客观环境下进行具体分析,诸葛亮是人不是神,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,力求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。
关于对局势把握的问题。《隆中对》是千古奇策,不论前期后期都没大的问题。三国初期的益州是大有用武之地,荆州是进军基地,两者地位如同鸟之双翼,车之两轮,缺一不可,诸葛亮并未主观地颠倒轻重次序。对策中关于主力出秦川、偏师出宛洛的钳形攻势,是基于荆、益二州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,但是刘备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战略方针,加之关羽发生的重大失误,导致《隆中对》后期难以实行。把诸葛亮的整个战略方针放到三国时期特有的战争环境中考察,是蜀汉统一天下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,只是由于在具体环节(如失荆州、失街亭等)上出现了差失,才使整个形势发生逆转,但不能因此说成是战略方面的错误。同时,诸葛亮对于形势的把握和判断也无可指责。对形势判断错误并因感情用事导致惨重失败的是刘备(如东征之役)。诸葛亮屡屡北伐,是为了完成先主之托,且有成功希望,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有分寸的。
关于过于谨慎小心,不用奇谋妙计之失。诸葛亮确实事事小心谨慎,从本身原因来说是性格使然。从客观上说,蜀汉国小民少,兵员有限,经不起大的损失,诸葛亮不能不谨慎行事。他不用魏延提出的“子午谷奇谋”,是认为此计太“悬危”了。在此之前,曾发生过孟达掉以轻心而被司马懿所擒之事,使诸葛亮好不容易进行的策反工作付之东流。魏延提出的设想,“悬危”处是过低估计了对手,若是夏侯闭城拒战、以逸待劳,蜀军则必败无疑。诸葛亮明白自己的实力,清楚后勤保障情况,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决不冒险。再说,“子午谷奇谋”效果究竟如何,没有经过实践检验,后人多是分析评论而已。不能以为可以侥幸成功,就埋怨诸葛亮过于谨慎小心,或指责他“奇谋为短”。相反,惜兵慎战,不打无把握之仗,正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、军事家的难能可贵之处。
关于选贤任能之误,不善于使用人才问题。诸葛亮执政时期同刘备在世时相比,确实是人才较少,英才尤其少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这不是诸葛亮选贤任能有误,也并非他不善于使用人才,主要是与他用人的指导思想有关。刘备去世之后,诸葛亮侍候的是懦弱无能的刘禅,一方面他自己以“相父”的身份小心辅佐,另一方面他怕有才能的人不忠于平庸的刘禅,必须防止在他百年之后有人篡权夺位。所以他在用人方面的主观倾向是宁用奴才,不用人才;多用文士,少用武将;重德有余,用才不足。像刘备的养子刘封,“有武艺,气力过人”,是个可以统揽全局的人物。因为他瞧不起刘禅,难免做点出格的事情。“诸葛亮虑封刚猛,易世之后终难制御,劝先主因此除之。”杀了刘封,刘备痛哭流涕,可是为刘禅除了一大祸患。诸葛亮的败仗虽然与人才不足有关,但也有另外好处,终刘禅之世,蜀汉没有出过篡逆之人。平庸无能的阿斗,却能安坐天下,这不能不说得益于诸葛亮的算计。只要稳住大局,打几个败仗又算什么?
还有人批评诸葛亮自以为高明,听不进不同意见,这也是站不住脚的。为了广泛听取部下意见和建议,诸葛亮特意设了“参署”机构。他说:参署的作用就是“集众思广忠益”,有了问题,要反复讨论,以求得正确的决策或结论,这就好比丢掉破草鞋而捡了珍宝,何乐而不为?成语“集思广益”就是从这里来的。同时,有了过失,诸葛亮也能主动承担责任。如街亭之失以后,在总结教训时他提出:“自今已后,诸有忠虑于国,但勤攻吾之阙。”希望大家经常指出他的缺点错误,以便吸收众人的忠虑良策。打败仗有多种原因,不能说诸葛亮听不得不同意见。
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其一定道理,既不是为诸葛亮的败绩开脱,也指出了他存在的一些问题。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,也和评价他别的方面一样,一定要实事求是,还其历史本来面目。摆一摆诸葛亮的这些败绩,并不损害他的智者形象,是把他由神变为正常的人。诸葛亮有这么多败绩,为什么难以察觉,反而认为他是用兵如神的常胜将军呢?这与罗贯中的那支生花妙笔很有关系。他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写诸葛亮六出祁山,实写一次次具体战斗的胜利,详写无比高明的预见,细写调兵遣将的过程,活写对手的虚弱狼狈。而对于每次战争的结局,则是一笔带过。就是诸葛亮的失败,也写得令人钦佩。或演“空城计”,化险为夷;或增灶设疑,败中取胜;或突然撤退,神鬼莫测。这种有详有略、有虚有实的春秋笔法,掩盖了诸葛亮的一次次败绩,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近乎神仙的诸葛亮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