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整八年,极少回家。对她的选择,梅墨村最初也有意见,但看她执着的态度,也就默默的支持,最初的几年,梅雨君没什么收入,几乎和上大学时一样,梅墨村每个月都给她寄钱。
梅雨君知道,当年父亲因为在文化局工作,又在当地的大学兼了两门课,有些补贴,一个月能有两千多元的收入,这在当时,算是很高的收入了。
最初是一个月七八百,后来是一两千,到九六年,父亲办了离休,每个月还要汇来三千元。即使是梅雨君都不清楚父亲是怎么把钱攒下来的,但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,梅雨君绝不可能坚持到现在。
直到五年前,梅雨君忽然不再收到父亲的汇款,最初只是觉得父亲可能手头紧,可连续几个月没接到父亲的电话,打过去家里也没人接,梅雨君这才慌了,正准备赶回家看看,忽然接到了父亲单位来的电话。
单位领导告诉梅雨君,他父亲很有可能已经自杀了。梅墨村给单位领导留了封信,说自己不堪病痛的折磨,决定离开人世,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书稿都留给了单位。
单位领导连忙赶到梅墨村的小院,发现梅墨村至少离家一个多月,桌上还留了一封遗书以及给梅雨君的信。
梅雨君赶回杭州,托了周围所有的朋友四处寻找,公安部门也立了案,出动了大量警力,一直将搜索范围扩大到了上海。
几乎一年时间,梅墨村踪迹皆无。梅雨君在家里翻到了父亲在医院的诊断证明,上面写着父亲得的是肝癌,已经开始扩散,乐观的估计也只有一年左右的生命。
所有的证据都让梅雨君开始慢慢接受父亲自杀的事实,父亲留下的小院,承载了她太多的回忆,既不愿住在里面,也舍不得卖了,索性又回了北京,继续自己的音乐梦想。
听梅雨君讲述那一段过往,如同在一条忧伤为水的河流中缓缓飘过,但我总有一种不真实感,我不知道这种不真实是因为事件本身,还是梅墨村身上太多的疑问,但我来不及多想,梅雨君轻轻叩了两下桌面,我抬眼向外望去,卢盘子的演出开始了。
梅雨君应该是安排了自己的乐队来配合卢盘子,她充分考虑到卢盘子的经历与性格,把原本在架子鼓上方的射灯关闭了,让卢盘子置身在舞台最后面的黑暗里,目的显然是希望他的发挥更自如一些。
虽然隐没在舞台尽头的黑暗里,我依旧可以看到他的焦虑。坐到架子鼓后面的时候,他显然有些不知所措,拿着鼓锤的右手不停的擦着汗,然后又向乐队的贝斯手投去求助的目光。
贝斯手走到卢盘子身边,拍了拍他的肩膀,低声和他交流着什么。
“鼓手其实才是一个乐队的灵魂,他要确定曲调和节奏,摇滚乐大多数曲子都是由鼓手开始的,鼓点不落,演出就不能开始。常哥,卢盘子没有什么舞台经验,恐怕也很难和乐队配合起来,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关于乐队的事,只是他吃了致幻蘑菇后的幻觉。”
梅雨君边说边从条桌下面拿过一个耳机,递给我,指了指另一个,把一边的耳麦扣在了右耳上。
我这才发现,条案下面有电脑、调音台,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用途的机器,梅雨君即使在包房里,通过耳麦依旧可以听到外面乐队的演出状况。
我戴上耳机,外面的背景音乐已经停了,灯光聚焦在舞台上。卢盘子并没有马上开始的意思,依旧和贝斯手交流着什么。
光线太暗,我看不清卢盘子的表情,但从他的肢体语言看,他依旧无比紧张。而台下的观众虽然只是稀稀落落的坐了几桌,但显然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等待,口哨声,起哄声四起。
坐在外面的小雷转过脸,向包房的方向摊了摊手,摇摇头,我知道他的意思是“八成要搞砸了。”
贝斯手又重重的拍了卢盘子两下,卢盘子似乎也下定了决心,点了点头,举起了鼓锤。
在鼓锤接触架子鼓蒙皮的一刹那,整个酒吧猛然安静了下来。
耳机里的声音略有些失真,可能是线路问题,还时不时带着电流的滋滋声。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我内心涌出的震撼之感。
我不懂摇滚乐,关于摇滚乐的一切都来自于黄毛的那个小理发馆。但我听得出,卢盘子的鼓点非常稳,节奏的把握异常到位,更难得的是,他并不是照搬原曲,明显有某种不同的情绪贯穿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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