婚礼前三天,谭央忽然打电话给毕庆堂,说是她有嫁妆,叫毕庆堂找人来搬。“不用,我这儿什么都齐全了,就差个新娘子。”“大哥,你让人来搬嘛!”“到底是什么啊?”“家俱,当年表叔给我打的红木家俱。”“家俱都已经有了,摆不下了。”“不,这是表叔给我准备的嫁妆,我嫁人一定要带着!”“那不是他准备把你嫁给别人的时候准备的吗?”……
本来不是多大的事儿,两个人说着说着就争执起来了,毕庆堂说家俱已经不需要了,更何况是谭央准备嫁给别人的家俱,他不想往家里摆。谭央却执意要将表叔为她准备的红木家俱带进自己的新生活。这期间,谭央不见平常的温柔乖巧,毕庆堂不见平常的豁达包容,谁都不肯让一步。后来毕庆堂见软硬兼施谭央还是死活都不肯松口,他气急败坏的指责谭央不懂事,挂断了电话。
吵了一架后,毕庆堂胡乱吃了几口饭,抽根烟,平静了一下情绪,又给谭央挂了电话,接通之后,他一面笑,一面亲热的唤着,“是毕太太吗?”那头也不搭话,毕庆堂将听筒换到另一边,很有耐性的哄着,“小妹,你真小气啊,吵了几句就不理人了,那大哥以后的日子可就苦了,”稍停了半刻,他又说,“小妹,要不这样吧,你看准备婚事这么忙,等咱们结完婚以后,哪天有空了,大哥再叫人去抬那些家俱吧?”
电话那头传来了抽噎的声音,也许谭央哭了很久,嗓子都有些哑了,她用这样的声音说话,听得毕庆堂的心都是一阵抽搐,“大哥,我要结婚了,可是我的父亲母亲都过世了,连表叔都在去年离开了我,你就让我在以后的家里摆上那些家俱吧,最起码,看到它们我就会觉得,还是有亲人疼爱挂念我的,即便,即便他们已经不在这世上了。”
毕庆堂的嘴张了张又合上了,他悄无声息的撂了电话。半个小时后,一辆卡车停在了谭央家的弄堂口,
当天晚上,毕庆堂把谭央接到了自己家,二楼是新房,而一楼的客房和小起居室都已经搬空,摆进了谭央的红木家俱。冯康为表侄女打的家俱的确是好东西,物有所值,摆在毕庆堂这样阔绰豪华的家中,照样一点儿也不逊色。
看见谭央满意的笑,毕庆堂点着烟,淡淡的问,“高兴了?”谭央点了点头,随即又笑着埋怨,“怎么不放在楼上?”毕庆堂使劲的在谭央的脑门上一弹,“得寸进尺!”
一九二八年的九月八日,上海的秋天是浸在桐油里的宣纸画,再浓墨重彩都能被滞住凝住,对比极鲜明的景物也能被调和到一块儿去,人物的活动也都柔和了起来,太阳不刺目,风不刺脸,是温润与摩登妥协的产物。这样的季节,这样的情境也是最容易被人留在记忆中的,更何况,还是一个十八岁姑娘的婚礼。
因为在上海特殊的地位和势力,毕庆堂的婚礼惊动了京沪两地众多的达官显贵、名流豪商。毕庆堂既是因为爱重谭央,也是出于结交权贵的考虑,婚礼刻意的大操大办起来。婚礼分上下两场,上午是西式的,在圣三一堂由牧师主持,观礼的人黑压压一片,近百辆小汽车排出了几条街去,人声车沸全在悠扬的风琴声中成了渲染喜气的背景。下午是在戈登路大华饭店举行的中式宴席,楼上楼下,放眼望去,红锦缎的桌面上满是珍馐佳肴。
总之,毕庆堂给了她一个奢华世俗却不失浪漫气息的结婚典礼,繁花似锦的婚礼令身为主角的谭央都觉得眼花缭乱,她对自己的婚礼最深刻的记忆却停留在与嫁衣有关的两个细节上。
婚纱是量了尺码从英国运来的,奶白色的花冠婚纱镶着层叠薄透的蕾丝,镶宝石的丝花头箍固定了长达十几米的头纱,婚纱是结婚前一天才拿到的,也没时间演习,如此逶迤的长纱拖在地上,一不小心就会惹来麻烦,一路上,毕庆堂至始至终小心为谭央扯着,尤其转弯的时候,唯恐绊到她,到了教堂一下车,他又叮嘱两个年龄稍大的花童替谭央拉好头纱,说是拉得好了,下周毕叔叔请你们吃起士林。
喜宴上穿的旗袍,面料是有“一寸黄金一寸纱”之称的香云纱,面料娇贵,怕出皱,连坐都不敢坐,摇摇欲坠的高跟鞋更叫谭央苦不堪言,应酬宾客的空隙毕庆堂就把谭央拉到休息室,叫她脱了旗袍和鞋在沙发上好好歇一歇,他自己去外面和人拼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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