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个外科大夫为谭央处理了耳朵上的伤口,谭央也不说话,只是听人摆布。一切妥当后,已是第二天的清晨。毕庆堂一语不发的坐在床边的沙发上,佣人送上来了两碗粥,毕庆堂将粥放到谭央手边的床头柜上,然后自己端起另一碗,几口吃完了,放下碗拿起外衣就往外走。
“你没什么话对我说吗?”听到谭央的话,已经打开卧室门的毕庆堂,回过头,“我要去方雅姐那里把囡囡接回来,我是把女儿和财产都安排好了才去救你的,去了,就没打算回来。小妹,你只是一味的追究质问,却忘了对为你安危而死生罔顾的丈夫说声谢谢了。”说罢,毕庆堂也不等谭央回答便关门走了。
一个钟头以后,言覃跑进卧室,一头扑到谭央的怀里,哭着说,“妈妈,妈妈你回来了!”五六岁的孩子,对事情似懂非懂中,似乎也能体会生离死别的悲怆,她紧紧搂着母亲,小手拽着谭央睡衣的带子。谭央几天来受的惊吓,对女儿丈夫的思念以及许飞虎的突然出现和死去,这些种种的情绪在女儿的哭泣中也都山洪一般的倾斜出来,母女二人搂在一起任情任性的哭着,毕庆堂有气无力的倚在门口,他的心在妻女的哭声里沉沦再沉沦,溺于其中,透不过气,他不知该如何面对,如果说这是有惊无险的话,那么,余下的残局又该如何收拾呢?
那一天,言覃守着妈妈,一步都不肯离开,谭央睡觉,孩子也蜷成一团睡在她身旁。毕庆堂时不时在卧室里坐一会儿,他们都同女儿说话,可他和她,并不说话。晚上睡觉,一家三口都躺在大床上,言覃缠够了谭央,在她的怀里睡着了,毕庆堂将谭央的机械表上足了劲,放到她枕下便关了灯,也躺下睡了。
这个夜里,夫妻俩辗转反侧,直到深夜。谭央刚要昏昏沉沉的进入梦乡时,毕庆堂忽然紧紧的抓住了她的手,她睁开眼,卧房中的窗帘没拉,银色的月光从窗外倾泻到毕庆堂的脸上,他紧闭双眼,微微皱着眉,其实他也苦恼,可他的苦恼同她的一样吗?谭央心里想着,手却紧紧的握住了毕庆堂的拇指。不管什么样的难题,留到明天。她深信,他们的爱、他们的默契、他们的信念是可以排除万难的。
第二天清晨,谭央醒来后发现毕庆堂不在身旁,她站在窗旁看到毕庆堂穿着睡衣站在二楼露台上。谭央换了衣服拿着毕庆堂的大衣也出去了,她拉开门,毕庆堂听见声音也并没有回头。他正抽着烟,烟的灰烬在他周围打着转,仿佛悲哀殉道的鸽子。
这是一个阴天,上海的早春,带着湿润的空气。谭央将大衣轻轻的披到他肩头,毕庆堂笑着回头捏了捏她的手。
“大哥。”
“嗯?”
“这世上愿意拿自己的命来还我平安的人,也只有你。”毕庆堂深深吸了口烟,并没说话。谭央又接着说,“我心里感激,可是做夫妻日子久了,有些话说不出,你谅解我好吗?可是心里,我是想,若有那一日,倘为了你,我也做得到!”
毕庆堂听了甚为动容,回身抱住了谭央,连连点头,“小妹,我明白,我明白。”
谭央攀着他的胳膊,柔声问,“大哥,可是,我心中还是有疑问,我问你,你能回答吗?”
“我答什么都行,只要你能信!”
谭央沉思片刻,点了点头,便开口问,“你为什么要杀他?他和我们的父亲情同手足!”
“怕他伤了你,伤了我,所以杀他。”
“那第二次你开枪时呢?他当时哪还有还击之力?”
“我怕他胡言乱语,伤了咱们的感情。”
听到毕庆堂的话,谭央良久无语,忽而,话锋一转,“大哥,我父亲给我的苦难佛呢?还在你那里对吗?”
对于谭央这个问题,毕庆堂显然是气馁了,微微叹了口气,稀松平常的说,“丢了,不小心弄丢了。”
随即,两个人都沉默了下来,谭央趴在他肩头,并不说话,半晌,毕庆堂有些沉不住气的问,“怎么?你不信?”
谭央便抬起头,看着毕庆堂,幽幽的说,“我信,我们是最亲近的人,我不信你,还能相信谁啊?”她的回答充满了哀凉与无奈。
面对毕庆堂漏洞百出的回答,谭央宁愿选择信任,因为她不想像个不智的女人,无休止的纠缠,让猜忌毁了他们的感情,毁了他们的生活。
由此,毕公馆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馨与安宁。
那个周末,百货公司里的刘经理来公馆里找毕庆堂商量生意上的事,在一楼客厅碰见了和女儿玩的谭央,照例要寒暄几句,谭央看似无心的问起了老马何时回上海,刘经理笑着说,“这月底吧,就是二十八号。”谭央笑着自言自语的重复,“噢,二十八号啊。”
夫妻之间应该有信任,不该纠缠,不该猜忌,这不假。可这后面还有一句,猜忌和纠缠作为态度和手段是不智的,而盲目的信任更是不智。要探究事实的真相来支持这份信任,抑或,推翻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