举例来说,我的桌子上有一封来自瑞典乌普萨拉的乔治·罗纳先生的信。几年来他在维也纳从事律师工作,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回到瑞典。此时,他身无分文,急需要找一份工作。他能说、写好几种语言,所以想找一个进出口公司,担任文书工作。大多数的公司都回信说,因为战争的缘故,他们目前还不需要这种服务,但他们会保留他的资料,等等。其中有一个人回信给罗纳说:“你对我们公司的想象完全是错误的。你实在是很愚蠢。我一点都不需要文书。即使我真的需要,也不会雇用你,你连瑞典的文字都写不好,而且你的信错误百出。”
当罗纳接到这封信时,气得暴跳如雷。这个瑞典人居然敢说他不懂瑞典语言!他自己呢?他的回信才是错误百出呢!于是,罗纳写了一封足够气死对方的信。而当他停下来想了一下后,对自己说:“等等,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对的呢?我学过瑞典文,但它并非是我的母语。也许我犯了错,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真是这样的话,我应该再加强学习,才能找到工作。这个人可能还帮了我一个忙,虽然他的本意并非如此,表达的也很糟糕,这倒不能抵消我欠他的人情。我决定写一封信感谢他。”
罗纳把他写好的信揉掉,另外又写了一封:“你根本不需要文书员,还不厌其烦地回信给我,真的是太好了。我对贵公司判断错误,实在很抱歉。我写那封信是因为在我查询的时候,别人告诉我,你是这一行的领袖。我不知道我的信犯了文法上的错误,我很抱歉也觉得很惭愧。我会更加努力学好瑞典文,以便减少错误。我要谢谢你帮助我成长。”
几天后,罗纳又收到回信,对方请他去办公室见面。罗纳如约前往,而且得到了工作。罗纳自己找到了一个方法:以柔和驱退愤怒。
我们可能不会神圣到去爱敌人,但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与快乐,最好能原谅他们并忘记他们,这样才是明智之举。
我有一次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儿子,他父亲是否曾怀恨任何人。他回答:“没有,我父亲从不浪费一分钟去想那些他不喜欢的人。”
有句话是这样说的:“不能生气的人是傻瓜,不会生气的人才是智者。”
前纽约市市长威廉·盖伦就以此作为他从政的原则。他曾遭到枪击,险些致命。当他躺在病床上挣扎求生的时候,他还说:“每晚睡前,我必原谅所有的人与事。”
听起来太理想化,太天真了吧?
那么,我们再听听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思想吧。他在《悲观论》中把生命比喻成痛苦的旅程,然而在绝望的深渊中仍说:“如果可能,任何人都不应心怀仇恨。”
我有一次请教巴洛克,他曾任美国六任总统的顾问。我问他,他遭受政敌攻击的时候,有没有受到困扰?
“没有任何人能侮辱我或困扰我,”他回答说,”我不允许他们这么做。”
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侮辱我们或困扰我们,除非我们自己允许。
棍棒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,但语言却休想动我分毫。
几个世纪以来,人类总是景仰那些不怀恨仇敌的人。
我常到加拿大的一个国家公园,欣赏美洲西部最壮丽的山景,这座山是为了纪念英国护士爱迪丝·卡韦尔于1915年10月12日在德军阵营中殉难而命名的。
她的罪名是什么?
她在比利时家中收留照顾一些受伤的法军与英军,并协助他们逃往荷兰。在她即将行刑的那天早上,军中的英国牧师到她被监禁的布鲁塞尔军营中看她,卡韦尔喃喃说道:“我现在才明白,光有爱国情操是不够的,我不应该对任何人怀恨或怨愤。”4年后,她的遗体被送往英国,人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内举办了一场悼念仪式。我曾在伦敦住过一年,常到卡韦尔的雕像前,读着她不朽的话语:“我现在才明白,光有爱国情操是不够的,我不应该对任何人怀恨或怨愤。”
要想真正宽恕并忘却我们的敌人,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诉诸比我们强大的力量。因为我们可以忘记一切事,当然侮辱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。让我再举个例子。
1918年,密西西比州有一位黑人教师兼传教士琼斯即将被处以死刑。几年前我拜访了琼斯亲手创办的学校,并对学生作过演说。现在它已成为一所全国有名的学校,但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很早以前的事。当时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,密西西比州中部流传的谣言说,德军将策动黑人叛变。琼斯被控策动叛乱,并将被处以死刑。一群白人在教堂外听到琼斯在教堂内说道:“生命是一场战斗,黑人们应拿起武器,为争取生存与成功而战。”
“战斗!”“武器!”
够了!这些激动的白人青年冲进教堂,用绳索套上琼斯,把他拖了一英里远,推上了绞刑台,燃起木柴,准备绞死他,同时也准备烧死他。
有人道:“叫他说话!说话!说呀!”
于是,琼斯站在绞刑台上,脖子上套着绳索,开始谈他的人生与理想。
他是1907年毕业于爱达荷大学。他谈到自己的个性、学位,以及令他在教职员中受人欢迎的音乐才能。毕业的时候,有人请他加入旅馆业,也有人愿出钱资助他接受音乐教育,但都被他拒绝了,为什么呢?
因为他热衷于一个理想。他受到布克·华盛顿的故事的影响,立志去教育他贫困的同胞兄弟。于是,他前往美国南方所能找到的最落后的地方,也就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偏僻地区,他把手表当了1.65美元,然后在野外树林里开始办学校。琼斯面对着这些准备处死他的愤怒的人们,诉说着自己是如何奋斗的。他教育这些失学的孩子,想将他们训练成有用的农民、工人、厨子与管家。他也告诉这些白人,在他兴学的过程中,谁曾经帮助过他(一些白人曾经送他土地、木材、猪、牛,还有钱),谁协助他完成教育工作。
事后,有人问琼斯恨不恨那些拖他出去准备绞死、烧死他的人?
他回答,他当时忙着诉说比自己更为重大的事,已经无暇憎恨。他说:“我没空争吵,也没时间反悔,没有人能强迫我恨他们。”
当琼斯说了如此真诚动人的话,特别是他不为自己求情,只为自己的使命求情时,暴民们开始软化了。最后有一个老人说:“我相信这个年轻人说的是真的,我认得他提到的几个人。他做的是善事。是我们错了。我们不应该绞死他,而应该帮助他。”
老人开始在人群中传帽子,向那些想绞死琼斯的人募捐了52美元。
19世纪前,爱比克泰德曾指出,我们收成的就是我们所栽种的,命运总不放过,要我们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。
爱比克泰德说:“就长远而论,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能将此长埋于心底的人,就不会对人发怒、愤懑、诽谤、责难、攻击或怨恨。”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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