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盎进宫时,景帝正与晁错调集粮草。可怜晁错还忙着平叛,殊不知,他已经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。
景帝问袁盎:“你曾作过吴王的丞相,知道吴国臣子田禄伯的为人吗?现在吴楚反叛,你的看法如何?”
袁盎说:“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,一定会击败他们。”
景帝很没有底气,说:“吴王靠近铜矿铸造钱币,煮海水制盐,引诱天下豪杰,在头发白了的时候举兵作乱,如果没有周全的计谋,哪里会发动反叛呢?为什么说他不能有所作为呢?”
袁盎说:“吴国有铜矿煮盐之利那是确实的,哪里能得到豪杰并且诱惑他们呢!假如吴王真能得到豪杰,也应该辅佐吴王做合乎道理的事,就不会反叛了。吴王所诱惑的都是无赖子弟,逃亡铸钱的奸邪之徒,所以才互相勾引而反叛。”
晁错跟袁盎之间,一直有着很深的不可调和的矛盾,他们都是很有才能的人,可惜两贤不相容。最后发展到连面都不愿见的地步,晁错在,袁盎必避,袁盎在,晁错定走。晁错做了御史大夫后,一度调查袁盎在担任吴相期间接受吴王财物的事情,袁盎因此被免为庶人。七国之乱爆发后,晁错还对部下说:“袁盎受了吴王财物,担保吴王一定不反,现在反了,该处死他。”部下劝阻,他才放过袁盎。
当袁盎如此对问后,一边的晁错认为袁盎说得很对。现在晁错成了七国反叛的借口,众矢之的,他的压力也很大,需要有人替他说话。袁盎这番话,无意对他是有利的。
他以为袁盎在帮他。
景帝说:“既然你对吴王这样了解,那么依你看,现在该怎么办?”
袁盎说:“请陛下让左右人都退下。”
左右人都走了,只有晁错留下来。
袁盎说:“这个计策只能让陛下一个人听。”
晁错听了,气呼呼地走了。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,袁盎献出了自己的计策——诛晁错。因为这一切都是晁错引起的,七国打的旗号也是“诛晁错”,只要晁错被诛,诸侯王们的目的就达到了,就会谢罪退兵了。
景帝沉思良久,说:“要是这样真的可以的话,我不会因为宠爱一个人而让天下大乱的。”就这样,景帝决心牺牲晁错,换取天下太平。
袁盎回去秘密准备行装,他跟景帝已经说好了,等斩了晁错,他就会作为使者,跟宗正去见吴王,让他们退兵。现在,万事俱备,只等晁错人头落地就可以出发了。
十几天后,丞相庄青翟、中尉嘉等奉命弹劾晁错,说他让陛下亲征,自己留守,还说让把徐、僮旁边吴军还没有攻下的地方给吴军,“不成陛下德信,欲疏群臣百姓,又欲以城邑与吴,无臣子礼,大逆无道。当斩,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。”皇帝批准了:“准奏。”
这些,晁错并不知道。朝廷派中尉嘉去请晁错,说是商量事情。于是晁错慌忙穿上朝衣跟着走了,就这样,他被骗到东市,稀里糊涂的被斩了。
他的所作所为,全是为了景帝的天下,在最关键的时刻,景帝放弃了他。
但是晁错的死并没有能制止吴楚大军前进的脚步。袁盎带着好消息,跟宗正去见吴王,这个时候吴王已经率军攻到梁国,数次打败梁军,气势正盛。眼看就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,他又怎么可能放弃呢!袁盎被囚禁,幸好当初他担任吴相时,对一个人有恩,而这个人正好现在被吴王派来看守他,袁盎因此得以生还。
(待续)
补充资料:
《论贵粟疏》
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,非能耕而食之,织而衣之也,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,汤有七年之旱,而国亡捐瘠者,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,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、禹,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,而畜积未及者,何也?地有遗利,民有余力,生谷之土未尽垦,山泽之利未尽出也,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民贫,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,不足生于不农,不农则不地著,不地著则离乡轻家,民如鸟兽,虽有高城深池,严法重刑,犹不能禁也,饥夫寒之于衣,不待轻暖;饥之于食,不待甘旨;饥寒至身,不顾廉耻。人情,一日不再食则饥,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,肤寒不得衣,虽慈父不能保其子,君安能以有其民哉!明主知其然也,故务民于农桑,薄赋敛,广畜积,以实仓廪,备水旱,故民可得而有也。
民者,在上所以牧之,趋利如水走下,四方忘择也。夫珠玉金银,饥不可食,寒不可衣,然而众贵之者,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臧,在于把握,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。此令臣轻背其主,而民易去其乡,盗贼有所劝,亡逃者得轻资也。粟米布帛生于地,长于时,聚于力,非可一日成也;数石之重,中人弗胜,不为奸邪所利,一日弗得而饥寒至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
其能今农夫五口之家,其服役者不下二人,其能耕者不过百亩,百亩之收不过百石。春耕、夏耘,秋获、冬藏,伐薪樵,治官府,给徭役;春不得避风尘,夏不得避暑热,秋不得避阴雨,冬不得避寒冻,四时之间亡日休息;又私自送往迎来,吊死问疾,养孤长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,尚复被水旱之灾,急政暴赋,赋敛不时,朝令而暮当具。有者半贾而卖,亡者取倍称之息,于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责者矣。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,小者坐列贩卖,操其奇赢,日游都市,乘上之急,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,女不蚕织,衣必文采,食必梁肉;亡农夫之苦,有仟佰之得。因其富厚,交通王侯,为过吏势,以利相倾;千里游遨,冠盖相望,乘坚策肥,履丝曳缟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,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
今法律贱商人,商人已富贵矣;尊农夫,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,主之所贱也;吏之所卑,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,好恶乖迕,而欲国富法立,不可得也。方今之务,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,在于贵粟;贵粟之道,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,得以拜爵,得以除罪。如此,富人有爵,农民有钱,粟有所渫。夫能入粟以受爵,皆有余者也;取于有余,以供上用,则贫民之赋可损,所谓损有余补不足,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顺于民心,所补者三:一曰主用足,二曰民赋少,三曰劝农功。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,复卒三人。车骑者,天下武备也,故为复卒。神农之教曰:“有石城十仞,汤池百步,带甲百万,而亡粟,弗能守也。”以是观之,粟者,王者大用,政之本务。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,乃复一人耳,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。爵者,上之所擅,出于口而亡穷;粟者,民之所种,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与免罪,人之所甚欲也。使天下人入粟于边,以受爵免罪,不过三岁,塞下之粟必多矣。
妥协求和的希望破灭了,景帝于是派遣军队出发征讨。郦寄奉命讨伐赵国,栾布奉命讨伐诸齐,太尉周亚夫率领李广、公孙昆耶、灌孟、直不疑、邓公、卫绾等迎击吴楚大军,大将军灌婴率军屯守荥阳。
周亚夫在出发前,对景帝说了自己的战略部署,他说:“楚兵勇猛轻捷,很难与他们交战取胜。我希望先把梁国放弃,让他们进攻,我们去断绝他们的粮道,这样才能把他们制服。”景帝同意这个意见。
周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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